披硝烟而生沐阳光而长!她见证了烟台77年风华

1945年8月24日,烟台市解放,成为当时解放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9月18日,一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崭新报纸便出现在烟台市党政机关的办公桌上、商家的店铺柜台上和港城的街头巷尾。这就是中国创办最早的解放区沿海城市党委机关报——《烟台日报》。

今天,《烟台日报》迎来创刊77周年生日,让我们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缅怀他们为我党的新闻事业做出的出色业绩。

1945年8月,烟台特区工委改建为烟台市委,烟台行政联合办事处改建为烟台市政府。8月25日,《胶东区党委关于收复城市的工作指示》指出:“一方面除接收利用原有一切宣教文化娱乐机关(如报社、戏院、电影院等)进行宣传工作外,大量翻印各种抗战书籍、小册子,印发告知书、传单……”

事实也印证了这份“指示”的精神。9月18日创刊的烟台日报社社址,接收的正是位于烟台山下履信路3号的日伪报纸——鲁东日报社社址。

8月末或9月初,胶东区党委作出决定,创办烟台市委机关报——《烟台日报》,办报骨干人员从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抽调。

9月5日,《大众报》在驻地莱阳城郊开会,宣布调令,抽调6人到烟台创办《烟台日报》。 他们是:于大申(时任大众报社编委、编辑科长),任烟台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宋兹心(时任大众报社通联科科长),任烟台日报社副总编辑兼编辑部部长;刘恩(时任大众报社党总支副书记),任烟台日报社秘书处处长;于敬,任烟台日报社电台台长;于逢源、纪兆璞,任《烟台日报》记者。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于大申、刘恩正是而立之年,宋兹心二十七八岁,于逢源20岁,纪兆璞19岁,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六岁。1945年9月5日,组织上找他们谈线日早晨,于大申便带领一行5人(纪兆璞已随攻城部队进入烟台)从大众报社驻地莱阳城南郊出发,赶赴烟台。当时,宋兹心的孩子还在哺乳期,她毅然把孩子托付给当地的老乡抚养,自己随队出发。从莱阳到烟台200多华里,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当时的道路崎岖不平,行进途中,刘恩摔了一跤,头磕出了血,大家给他包扎后继续赶路。第一天傍晚,他们赶到了栖霞的桃村,这一天走了近100里。

按原定部署,第二天必须赶到烟台,于大申看看这支队伍,刘恩头上缠着纱布,宋兹心脸色苍白、满脸疲惫,遂作出决定:支差。支差是解放区实行的一种劳务制度,由一定级别的干部开出条子,由村里派出人或者畜、小车、担架,随队伍行动。这样,第二天从桃村出发时,村里就派出一个人和一头毛驴,刘恩和宋兹心轮流骑驴赶路,行军速度加快了不少。傍晚,于大申一行5人终于赶到了烟台。当时,市委机关驻在毓璜顶,他们到市委组织部报到后,晚上就和衣睡在了毓璜顶一间有木地板的屋子里。当时已经入秋,海边的晚上有点凉,于逢源半夜冻醒了,看到自己的身上盖着宋兹心的一件夹袄,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

参与创刊的5人中,除了于大申在北京上过学,宋兹心在青岛上过学,算是到过大城市、见过世面的,其余的都是第一次进城,第一次看到发电厂高耸的烟囱,第一次看到明晃晃的电灯,第一次走在平坦的水泥马路上,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那么多的楼房,第一次看到码头、港湾、轮船……那么多的第一次,在激动、兴奋的同时,他们更想到了自己的任务,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创刊工作中。

办报必须有印刷厂。由于战乱,人们对进得了城市、能否站得住脚还心存疑虑,因此刚刚接收的鲁东日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跑得跑、散得散,无法承担报纸印刷任务。于大申深入工人家庭,找他们谈话,请他们回厂工作,很快便组织、甄别了部分工人回厂,白天抢修机器,晚上巡逻护厂。当时的机器十分简陋且损坏严重,器材匮乏,连铅字也不能铸,只能步行百余公里到当时驻在莱阳的大众报社去购买。工人们不分昼夜,紧张工作,终于为报纸的创刊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

9月18日,烟台获得解放24天后,中国创办的第一份解放区沿海城市党委机关报——《烟台日报》创刊。当时的副总编辑宋兹心后来在她的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办报条件异常艰苦,人手又少,我们往往是又当记者,又当编辑,从采访到编写到校对一个人顶下来,为了不耽误出版,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

万事开头难。从农村根据地到新解放区海滨城市,虽然都是办报,但情况大不相同。在农村,他们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有熟悉的父老乡亲,可谓如鱼得水;而在城市,他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出了门不知东南西北。当时的烟台,虽然是解放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但是市区没有公共交通,担负采访任务的4名记者中有两人不会骑自行车,外出采访全靠两条腿。这些困难难不倒这批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前辈。面对陌生的城市环境和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他们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一手拿枪(当时记者配枪),一手握笔,没有线索自己找,没有宿舍睡壁柜,不会骑车就步行。白天外出奔波采访,晚上连夜写稿编稿,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就创办了我党第一份解放区沿海城市党委机关报。

创刊之后,面对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烽烟又起、形势动荡不安的局面,烟台日报社的前辈们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坚持办报,体现了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有一段时间,报社编辑部设在一处日式建筑里,由于没有现成的床铺,社长于大申晚上就睡在办公室的壁柜里。当时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从蓬莱农村来烟台看望父亲,晚上就睡在父亲的壁柜里。这位睡过壁柜的男孩后来成为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署长,他就是于大申的儿子——于友先。2005年,我在北京采访他的时候,他对父亲睡过的壁柜仍然记忆犹新。

创刊初期的《烟台日报》认真贯彻市委的工作方针,及时发布党委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安定民心,诠释政策,发展经济。自1945年9月18日创刊至1947年底停刊期间,《烟台日报》共刊登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的布告、通知、法令等119件(次);1947年5月至10月(因报纸缺失不全统计不完全),发表社论、专论、时评、短评等各种形式的言论共计181篇。战争年代的《烟台日报》也十分重视经济报道,为烟台第一次解放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实践证明,要在一个新解放的城市办报,单靠几个记者、编辑是难以为继的。大力开展城市通联工作,迅速建立自己的通讯员队伍便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这一点,从《烟台日报》的创刊号可见一斑。创刊号是一张4开、单面、全红印刷的报纸,出版周期为双日刊。现在分析,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开本较小、单面印、双日刊的形式,主要原因:一是为了争取时间,迅速占领舆论阵地,二是与稿源短缺、没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不无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应急措施。

基于此,报社领导者采取的首要措施便是“全力开展机关干部中的通讯工作”。这是因为机关干部工作在第一线,掌握大量工作情况,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较高,是为报纸提供稿件的可靠力量。“当干部中的通联工作开展到一定程度,足以维持报纸的出刊时,通讯工作的开展方针,应迅速地决心地予以转变。”报社的领导者迅速提出“把通讯工作跳出干部圈”“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的方针,迅速转入工人、市民、青年学生及社会各阶层去,做到“无孔不入”。(以上引号内文字摘自《于大申〈烟台日报〉两年来之工作总结》)

他们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利用各种机会,如集会、私人关系来宣讲报社的新闻政策,并提出口号“大家的报纸大家办”,让市民、工人了解党报的性质,人人可以给报纸写稿,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二项措施便是改变通讯工作的方式,根据城市特点,通过大会、小会、面谈、电话谈等集体的、直接的方法开展通联工作。报社还单独或与党委宣传部共同召开选举宣教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开展通联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通联工作,报社创刊初期便在编辑部内设通联科,科内分外勤记者和内勤记者。外勤记者主要负责完成采访报道任务,同时也要做发展、培养通讯员的工作。内勤记者主要以通讯员工作为主,与通讯员保持联系,处理通讯员来稿,适用的选送编辑处理,不适用的退稿,并规定,退稿必须写回信,指出稿件不采用的原因。

为了尽快培养基层通讯员,1946年8月起,通联科在《烟台日报》开辟“通讯工作”专栏,每月一期。主要内容是:刊登上月来稿统计,表彰积极来稿的通讯员,刊登报道计划、报道重点,引导通讯员写稿。“通讯工作”专栏的另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刊发指导新闻写作的业务知识、辅导文章、通讯小组的工作经验,通讯员个人的经验等。到1946年底,全市就建立党政事业人员通讯组33个,其中工农干部通讯组20个,发展通讯员222名,其中农村干部通讯员97名。各区都建立了中心通讯组,他们带动广大通讯员积极供稿,极大改善了报社稿源不足的情况。

通联工作的大力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到1947年1月至5月,报社的通讯员来稿达到1300余篇,日均40余篇。骨干通讯员于庆利1至5月在《烟台日报》发表稿件90余篇,他还言传身教,带出了20多名通讯员,被评为“一等模范通讯员”。

创刊初期,烟台日报社的初创人员主要来自大众报社,后来,市委组织部门陆续从当地抽调人员充实新闻队伍。到1946年1月,报社全部工作人员达到12人。但是,面对艰巨的新闻采编任务,人手仍然十分紧张。

创刊初期,于大申、宋兹心经常白天带领记者出去采访、组织报道,晚上亲自编稿、安排版面。记者外出采访,两位老总焦急地在家等着。等记者一回到报社,于大申立即将记者按到桌前,焦急地说:“快,快,揭不开锅了!还差一千字,你就是拉(抻的意思)也要给我拉出来!”

等记者写完了草稿,天色渐暗,肚子咕咕叫了,这时,“咔哒”一声,电灯亮了,于大申走进了编辑部,手里举着伙房为他准备的几块油炸馒头片和几片咸菜疙瘩,和几位记者一边啃着馒头片,一边继续写稿。

创刊初期,解放区实行供给制,只有于大申、宋兹心等几位领导有少量的津贴,可以“吃小灶”,所以只有他们值夜班时才能吃上几片油炸馒头片。有时,上完夜班,大家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于大申就叫上夜班的编辑、记者到报社附近的小摊上,每人喝上一碗杂碎汤。于大申是一位风趣幽默的长者,边吃边给大家讲些笑话,疲劳和饥饿便被赶跑了。

这种人员短缺、稿件紧张的状况到1946年下半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双十协定”,广东的东江纵队北撤烟台。接着,华中解放区的新四军和地方干部陆续北撤烟台,他们中也包括一批新闻工作者,还有一部分待机渡海到东北解放区办报的同志。这批人员北撤山东后,有的进入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工作,还有一部分在烟台就地加入到《烟台日报》编采队伍中。他们大约有十几人,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水平较高,经验丰富,报社的办报力量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空前加强。此时,报社的工作人员约有30人,尽管人员来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但报社内部充满了团结、活泼的氛围。

由于编采队伍的不断壮大,再加上通联工作的加强,通讯员队伍的建立,“稿荒”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报纸也从4开4版扩为对开4版,发行量增加到约3万5千份。过去经常挂在于大申嘴边的“拉也要给我拉出来”的话再也听不到了。当记者的稿件交到于大申的手上时,于大申就会用刚刚从新四军干部那里学到的口头禅“抱怨”:“乖乖隆地咚,你想把我撑死啊!”

据于逢源、纪兆璞等老报人回忆,当时报社记者印有自己的记者证,还曾经制作过报社的徽牌,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1946年春,新华社胶东分社成立烟台支社,于大申兼任支社社长,与烟台日报社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报社几名专职记者名片上印有“烟台日报社记者、新华社烟台支社记者”的字样。成为支社记者后,烟台日报社的记者在给自己报社撰稿的同时,可以直接向上级报纸和新华社总社、分社发稿。据老报人回忆,外出采访时,当递上印有“新华社烟台支社记者”的名片后,一些工商界人士的态度马上为之转变,积极配合采访。

《烟台日报》创刊初期,烟台历史上发生了两起重大涉外事件。一是1945年10月初发生的美国军舰企图在烟台登陆的事件,二是1947年5月发生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外籍雇员轧死烟台人力车工人杨禄奎事件。在八路军总部、胶东军区、烟台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烟台日报》及时、准确、有理、有力、有节地全程报道了这两起事件,与全市军民一起挫败了美军登陆企图,按解放区法律惩处了外籍肇事者。这两起发生在解放区的重要涉外事件的成功报道,提高了党报的威信,增强了民族自尊,在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外交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1945年10月,美国军舰以保护侨民利益的名义企图在烟台登陆,高峰时芝罘岛至崆峒岛之间的海面上停泊着5艘美国军舰,市区上空经常有美国的飞机低空掠过,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阵势。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美国人替军队来占地盘的。经历了8年全面抗战的中国和八路军、站起来的烟台人民是决不答应的。烟台民众在与美国军舰隔海相望的海岸街一带举行抗议集会,部队和民兵积极备战,刚刚创刊不久的《烟台日报》立即投入紧张而有策略的报道。

当时美军是友军,还不能撕破脸皮,斗争只能是有理、有力、有节地进行。报社根据上级部署,密切配合这场特殊的斗争。一路记者及时报道群众集会抗议的情况,另一路记者随我方谈判人员或在岸上、或登上美国军舰,报道谈判进程。副总编辑宋兹心作为唯一的记者参与谈判报道。当时,《烟台日报》的前辈们刚刚从解放区进入城市,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穿的都是解放区的土布衣服,但又不能让美国人看不起我们,报社就从一个有钱人家里借来一件旗袍作为宋兹心的工作服,同事们都说她从“土包子”变成了“洋包子”。这件事若干年后还成为人们的谈资。

考虑到斗争形势严峻,报社的领导们作了最坏的打算。报社留下一支精干的队伍,继续在市区坚持办报,其余人员撤到市郊,作为第二套班子,准备在美军占领烟台后继续出报。社长于大申坚持留在市区工作,他说:“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如果被关、被杀,要不辱使命,不给丢脸。”在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烟民终于挫败了美军的阴谋。在这场严峻的斗争面前,《烟台日报》的前辈们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1947年5月23日下午5时40分,联合国救济总署驻烟台办事处外籍雇员史鲁域祺,驾驶一辆中型吉普车将正常行驶的人力车工人杨禄奎撞飞,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事后,史鲁域祺试图逃逸,被在附近执勤的我军战士控制。事件发生后,自5月25日至7月14日的51天时间里,《烟台日报》共刊发各类稿件54篇。其中消息38篇,通讯6篇,社论1篇,短论2篇,意见、建议2篇,杂感5篇,全方位地报道了这起外国机构外籍雇员轧死中国人力车工人的事件。最后,肇事者史鲁域祺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外国机构登报赔礼道歉,赔偿抚恤金255万元(解放区北海币,约合3400美元),出殡时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代表李普尔为杨禄奎牵绋拉幡。在领导的解放区,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在领导的新闻媒体面前,习惯了趾高气扬的外国人不得不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在这次涉外事件中,报社的前辈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党和政府代言,为人民代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杨禄奎事件在当时引起轰动,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多次报道,世界上许多有影响的通讯社也相继作了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正在烟台采访的美国合众社女记者葛兰恒在文章中写道:“美国人为了轧死一个中国苦力而作公开道歉,在中国许多世纪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参与处理和报道此次事件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当时的市长姚仲明、驻军首长仲曦东后来都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参与过杨禄奎事件报道的记者纪兆璞后来担任过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的司(局)级领导职务,这些安排应当不是巧合。

1947年3月,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9月逼近烟台。根据上级部署,烟台日报社主动撤出了烟台市区,转移至牟平县石字岘村(今属乳山市午极镇)。报社工作人员分散住到村民家中,对外息。先辈们在这里架设电台,收听新闻,继续坚持办报。没有铅字,先辈们就刻钢板;没有印刷机,先辈们就用油印机,继续坚持办报,直至1947年12月停刊。

这时,正赶上解放区开展“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报社全体人员在石字岘村进行了创刊两年多来第一次认真、系统地总结。

社长兼总编辑于大申代表报社作了《烟台日报两年来之工作总结》。全文约4万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编辑工作;第二部分,采访工作;第三部分,通联工作;第四部分,发行工作。各位副总编辑也对分管的工作进行了总结。随后,各部门展开总结讨论。总结工作前后进行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烟台日报社举办庆祝《烟台日报》创刊60周年时,当年参与创刊的老报人于逢源、张克臣(电台译电员),老报人子女于友先(于大申之子)、李晓群(宋兹心之子)等一行人来到了石字岘村,在当年报社进行集中总结的大房子(一户地主家的房子,正屋尚在,厢房及院墙已不存),在曾经住过的老房东的炕头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报社接到上级指示,大部分同志(20余人)编入南下的中原支队新闻大队,于大申任新闻大队副大队长,向新解放区挺进。

于大申带领的新闻大队到达豫西区委所在地鲁山县城,负责创办《豫西日报》,于大申任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49年2月,于大申又奉命到创刊不久的《开封日报》任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同年6月1日,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创刊,于大申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直到1954年离开报社,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大申对烟台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因为他在这里带领同志们创办了我党解放区第一份沿海港口城市党委机关报。1984年2月,于大申因病医治无效在河南郑州逝世,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骨灰撒在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烟台和蓬莱海面。

随军南下的烟台日报社前辈们有的成为随军记者,大部分人员陆续分散到河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工作,成为这些地区新闻和出版战线的领导骨干。

创刊于战争年代的《烟台日报》虽然只出版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是,作为中国创办最早的解放区沿海城市党委机关报,其办报实践为我党的新闻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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